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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4/19 1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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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王鼎钧

来源

王鼎钧著《文学江湖》

我对胡适没有研究,我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今天凑个热闹,谈谈我的回忆。

胡适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他去了美国。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国回台湾讲学。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

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台湾六个年头,这六年间他对台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报纸对他的一言一动都当作重要新闻,台湾读者闭上眼睛,都随时可以看见他的一张笑脸。

作家开会谈“胡适在台湾”,好像应该从文学的角度谈他。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这一部分说来话长,还是先谈文学。

今天回想起来,胡先生对台湾文艺的发展好像不大关心。一九五0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他没说话。他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现代文学已经初展,争议已经出现,他也没什么表示。他开创中国的白话新诗,他在台湾也不谈诗,诗人也不找他请教。

回想起来,胡先生鼓吹言论自由,不遗馀力。文艺表现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从未这样说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总觉得他越来越跟文学不相干。

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

一九五二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台湾,这是大新闻,很多人自动到飞机场欢迎他。我当时在广播公司工作,也跟着采访记者赶到松山机场,还参加了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时都说他回来担任政府的职务,也有人说他要组织政党,新闻界对这两件事兴趣很大。他用太极拳应付过去。

终于有人问他对文艺运动的看法,他很认真的说:“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这是他第一次谈到文艺,只有三言两语。那时我是个文艺青年,心里很纳闷,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艺,大作家正是被领导的对象,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学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领风骚五百年。”从他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的反共文艺运动是个政治运动。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开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胡先生讲《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演讲有现场录音,事后又记录成文字,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

“政府对文艺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我们的文艺作家应该完全感觉到海阔天空,完全自由,我们的体裁,我们的作风,我们用的材料,种种都是自由的,我们只有完全自由这一个方向。

人的文学,不是非人的文学,要有人气,要有点儿人味,因为人是个人。”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前,他在文协有一次演讲,提到中G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国通讯社的报导,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协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声音也拉长,同时两只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势,表情很悲怆。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听过他很多演讲,只有这一次看见他这样「柔情」。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后,台北文化界纪念“五四”运动,请胡先生演讲。他说起当年他提倡“文学改良”,陈独秀把“改良”换成“革命”。他提到文学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胡先生不管说多少遍,大家还是爱听,这是他的魅力,我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

那次演讲,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新文学创作“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他提出鲁迅和周作人,称赞了两句。那时台湾无人敢公开说出鲁迅的名字,而且鲁迅当年骂人也没饶了他,他“外举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风范。

《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

一九五九年,中国广播公司播出《红楼梦》,我跟胡先生有近距离的接触。播送《红楼梦》是曾虚白的构想,他作过中国广播公司代总经理,他在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条件不足,“拿不动”这个节目。一九五九年,时机成熟,节目部主任邱楠着手实行,曾虚白虽然离开了中广,但答应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全力支持。

曾虚白的老太爷就是曾朴,《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适熟识,他打电话给胡先生,请他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然后节目部主任邱楠带着我拜访胡适,那时中广还没推行“制作人制度”,开办新节目先由编审组作业,再送到导播组,我是承办编审。

胡适答应担任顾问,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顾问名单:曾虚白,李辰冬(文学教授),李宗侗(清史专家),他提议增聘史学教授吴相湘。中广在胡先生的主持下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先生很热心,他在台湾很少实际参加文艺活动,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会议首先谈到《红楼梦》的版本,胡先生决定选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刻印、高鹗修改过的本子,台北世界书局买得到,它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浅显通俗,用听觉接受,困难比较少。然后讨论应该原本照播,还是加以删节。胡院长显示了他的科学训练、理性主义,他认为警幻仙子、太虚幻境可删,女娲补天、顽石转世必删,宝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没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诲淫”的部分,他轻轻放过了。

我在旁担任纪录,暗中非常惊讶,他甚至说,《红楼梦》有很多琐碎冗长的记述都可以删掉,只选有情节的章节播出。

会后立即到世界书局买书,我和导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头苦读。然后我向邱主任请示,我问,是否可以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删掉?那时“性”是广播中的大忌,唯恐教坏了年轻人,他说可以。我问,是否把大观园对对联、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删掉?那时文言也是广播中的一忌,因为听不明白,他说可以。至于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说不能删。如果不删,我担心胡先生不高兴,他再说一遍:“不能删。”

第二次顾问会议,我提出作业报告,胡听了一时没有反应,我心中很有歉意。邱问大家:有没有不该删、删错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气的说:“删掉的都是该删的!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言外之意,还有没删掉的也该删。

一阵温暖涌上我的心头,他明白作业程序,我是个箭靶子,他不为难我。邱主任有准备,他说节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选取《红楼梦》的精彩情节,另编二十个广播剧,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

会后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阳的电话,他那时正在热衷跟《红楼梦》有关的事,很想分担“二十个广播剧”的编剧。其实邱主任只是虚晃一枪,并未打算实行。

即使如此,朋友们对我胆敢到《红楼梦》头上动土还是一再讽刺,他们指着我说:“你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编辑。”

编审组还有一个计画,请各位顾问对听众发表广播演说,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谈谈这部小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预定由李辰冬教授担任。

胡院长看到这个题目忽然提高了嗓门儿,他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他的理由是《红楼梦》没有plot,他说他住院检查身体健康的时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plot,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据说这是胡博士一贯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听见了,更是惊诧莫名。

《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没有plot?字典上说plot是“情节”,《红楼梦》没有“情节”?我再查别的字典,终于在梁实秋编的字典中查到,plot既是“情节”,又是“结构”,还是“阴谋”。

我后来知道,plot是西洋传来的东西,中国没有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国的结构,《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都没有plot,但是都有结构,两者不同,但是不等于好坏。唉,这好像要批判胡适了,罪过!罪过!

然后《红楼梦》由办公室进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导播总揽一切了。

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对台湾的文学还是发生了影响,例如他到台湾以后,大家用白话写应用文也仿佛成了风气,他在这方面没有言教,只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湾的时候,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排队迎接,扯起巨幅布条,上面写的是“适之先生,我们热烈的欢迎您!”

那时候,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适提倡白话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有一年胡适生日,文化界许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为他祝寿,他亲笔写了一封道谢的信,影印了,寄给每一个来宾。这封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小生日,惊动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儿读师范,毕业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找个小学教书,就近照顾家庭。这件事很难办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绍。这位工友写签呈要求院长帮忙。胡博士并不认识任何小学的校长,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写了介绍信,也是毛笔、亲笔、大白话,那校长把信装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用白话写应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响应实行,我想他是让内忧外患交迫中的胡适开心片刻。风气所被,那些年报上常有“我俩情投意合”一类的结婚启事,“我们的父亲某某先生”一类的讣闻。

我认为,寿序、祭文、奖状、贺词、褒扬令等等“仪式语言”才是文言最后的阵地。

胡适到各地演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单位都派人录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现场拉线安置麦克风。大部分录音都交给中广节目部一份,节目部交给我听一遍,我的任务是斟酌是否适合播出,或者摘出一部分播出。

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适语言风格的薰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文章来源:王鼎钧《文学江湖》

王鼎钧的作品,是一位大家人格与才华的双重见证。当我们在忙碌却糊涂的日子中熬过一天又一天,忽然有一天抬头四望,却生出“不知今夕是何年”的茫然时,或许王鼎钧书写的过去,能够帮我们找一个“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的坐标。

王鼎钧的写作,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有战争,有逃难,也有温情。

一位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说:王鼎钧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理想。

为此,我们诚意推荐王鼎钧“人生四书”,在台湾,每50人中就有1人读过他的“人生四书”。作者王鼎钧先生在“人生四书”第四书前写的自序:“如果你买了这本书,别让你的老板知道”。——鼎公实际想说的是,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最好自己去玩味这本书。

作家亮轩先生说:“这是一本看透了古往今来无数英雄狗熊君子小人主子奴才与众伎俩的心得报告。”“是要上过当的人不要再上当、没上过当的人别上当至少少上当”。这本书就是他的人生解剖报告书。

隐地:他的书给你大智大慧,随时随地给你启发。我碰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就想知道鼎公怎么说。他让你好像在没有路走的时候,看到他的书,有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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