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世凯系利川凉雾陈家湾人氏，是清朝著名战将，战功赫赫，也是利川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之一。目前，关于陈世凯的研究、挖掘工作正在进行，利川有望修建陈世凯广场，出版陈世凯的小说、报告文学、长诗，将这一历史人物的精神发扬光大。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岁末，浙江提督陈世凯哮喘竟日，深感大限将至的陈世凯在四明官署写毕他给康熙的最后一道奏折后，反复思忖：眼下三番之乱刚刚平息，国库空虚，百废待兴，而他自己戎马倥偬，虽战迹显赫，屡受康熙褒奖，但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汉人出身的武官，他的这道奏折到了工部以后未必会引起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们的重视和同情，搞不好他的奏折到了工部那儿也就算到了头，那他最近几年来的汲汲经营和晚年的心愿便要付之东流，想来思去，总觉不妥，最后还是决意亲自进京觐见皇上，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也未可知。
是年十二月初三，陈世凯千里奔徙，抱病上京，得到了康熙的亲自召见，陈世凯和康熙究竟说了什么，史无记载。翌日，陈世凯客死北京。
据康熙起居注官尹泰记载：“是日（十二月初四），浙江提督陈世凯病故奏闻。上念世凯行间效力，因遣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二等侍卫马武以茶酒赐奠，仍赍其子陈天培扶榇银三百两”。至初五日起居注官张希良：“上（指康熙皇帝）顾内阁大臣曰：浙江提督陈世凯来京觐见，顷遂病故，陈世凯人才甚属雄健，行间效力亦多，可给驿，送其榇还治所，即于彼地，如例送令回籍。”康熙起居注载：“陈世凯未殁前一日叩阙请见，朕曾召入，见其喘甚，向近侍诸臣言，其病势甚危，近侍诸臣谓无妨。比归果殁矣！方陈世凯未殁时，向朕所遣医云：病剧矣！圣恩深厚，无能仰报，因欲谢恩，令掖之起，三跪九叩头。少焉竟卒，甚可伤悼！”朝廷遂发四十八杠丧，遣令文武百官将陈世凯的灵柩相送于午门之外。数日后，陈世凯的灵柩回到了他的家乡利川凉雾山陈家湾小坝。
陈世凯在四明官署写给康熙的最后一道奏折中到底写了些什么？非得他在大病之际冒着客死他乡的危险执意亲自北上面圣，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创建定海城。根据康熙起居注官思格则吴苑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辰时，康熙皇帝驾御乾清门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完毕后，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王熙、梁清标、徐元文，学士凯音布、朱都纳、彭孙通、郭世隆、西安、博济、王国昌等内阁官员以折本请旨：“工部题，原任浙江提督陈世凯奏请海外定海山地方辽阔，新集之民在一处居住者少。若将小民居住之处周围创造一城，街道相通，始得安集。请如先年修河南开封府城、直隶通州城捐纳之例，酌议捐输建造。（工部）议不准行。”这就是说陈世凯请求采取募捐集资的办法建造定海城，工部讨论都不同意。可是康熙皇帝闻奏之后，认为定海战略地位重要，不但准予所奏，而且传旨拨给皇银建造，他立即面谕内阁大臣们：“定海地方关系紧要，捐纳非善事，这筑城着动支正项钱粮建造。”并与是日颁旨建造定海城。康熙皇帝建造定海城的谕旨下达后，宁波府知府张星耀、同知钱为青、定海县知县周圣化以及镇海、慈溪、象山诸县县丞、典史、巡检等，分别被上司授为总裁、监造、承造、管工各官。他们立即进行紧张筹备，并于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四月十六日动工，经１６个月辛劳，于三十年（１６９１年）八月十六日竣工。共动支正项钱粮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两，是舟山建城史上开支皇银最多的一次。
新城规模循旧址建筑，计周长一千二百十六丈，高一丈，址广一丈五尺。罗月城四座，城身四十八丈许。雉堞一千二百八十，高四尺。设东南西北四门，门上各建飞楼一座，又建窠铺三十八座，分布四门。城南设水门一座，门外围绕城濠。这些都与明万历十三年的舟山城规制基本相同，与现存康熙时《定海县治图说》记载相符。
与此同时，康熙也采纳了陈世凯修缮普陀山的普济寺和法雨寺的建议。在清人屠粹忠的《法雨寺，万寿御碑亭记》和近代《慧济禅寺沿革》对陈世凯的这段事迹都有记载，尤其是清康熙鄞邑胡德迈的《法雨寺合建陈、黄二公祠记》记录较祥，兹录如下：“古今来，事之盈虚消息倚乎数；而废兴成毁则系乎人。数若待人，而人不委数。故自废而兴，转毁而成者，其功多不可忘。虽或其人已殁，其事犹乐得而称颂勿衰。如普陀法雨寺之于故提督陈公、总戎黄公是已。夫普陀，为震旦名山，与峨眉、五台、九华齐称。乃其山川奇诡雄特之气结为前寺不足，至明五六百年，又发而为后寺。亦足以见大士德教之远，愿力之宏矣。其屡废屡兴，要亦时势使然。今上皇帝御极二十有六年，文绥武蹈，尽土悉臣。海外瓯脱，廓入版图。于是厉禁尽弛。而普陀内徙之僧，虽归故宇，未奉明纶。黄公镇定两年，恭遇翠华南幸，乘间奏请。于是得赐帑金，重建两寺。盖不独慈云法雨，广被东南，而吴越封疆门户，益得藉外屏以固金汤矣。先是，寺之未建也，麋鹿满山，荆榛蔽野。惟我别公和尚，远从东蜀，访旧天童。陈公闻其名，俾主法雨，宏度沙门。而于是自万历来二百年第习讲律之传，一变而为禅宗大乘之学。譬诸山屏翳樗栎而梗楠杞梓是扶是植也；譬诸渊驱斥虾蚌而蛟龙鲲鲕是潜是跃也。不宁惟是。今元戎义山蓝公聿继黄公来镇，信道爱人，亦惟是普门干城为任。谓改律为禅，义可师法。由是延今潮音和尚，一如陈公之延别公。而普济、法雨，不减天童、雪窦，五磊精严闳净矣。呜呼向微陈公，蓝公亦必为之。然而后来之美，其得忘前事之师乎？别公曰：“我之不忘黄公，犹蓝公也。我之不忘陈公，犹黄公也。于蓝公则专之，于陈、黄二公则合之，礼也。”祠成，丐予为记。予曰：寺之由毁而成，黄公之德。禅之由废而兴，陈公之功。皆不可视为偶盈偶息之数。所谓数若待人，而人不委数者，于是乎在。呜呼道不高，则卫道者不力；教不宏，则翼教者不切。观陈、黄二公之于法雨如此，即别公可知已。予是以不辞其请，而为之记。时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冬。嘉平胡德迈顿首拜撰。”
陈世凯临终时的奏折不出他自己所料，折子递到工部未获批准，而康熙力排众议却御准了陈世凯的奏折。史家分析：陈世凯抱病进京起了关键作用。张泉在《两世菩陀》一书中说：“陈世凯，一个官拜从一品的封疆大吏，由明入清，战功显赫，却在晚年不辞车马劳顿，扶病进京，在吏治并不算开明的清朝中叶，似乎应被视为一个奇迹。然而，陈世凯只是舟山群岛众多循吏中的一个。在舟山群岛不断的毁岛与重建的过程中，地方官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他们置身于王权、神权与民权交锋的风力中央，既不能丝毫违背天子意愿，又不敢过分触怒神灵，同时，传统道义又使他们不能无视百姓安危。虽然他们管辖的地域近临佛岛，佞佛之风在历朝王侯将相中风行，陈世凯和他的同僚们却大多没有执著的佛教信仰，在他们心目中，伦理纲常才是他们需要始终不渝的原则。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往往只是无愧于顶戴上那抹孔雀翎的彩晕，那是无数双箭飞如蝗的眼睛。”张泉的一家之言，看似很有道理，但却失之偏颇，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不太具体了解陈世凯的经历有关。陈世凯自幼习武，乡人称他为“黑虎”，军中呼为“陈铁头”，身经百战，杀人斩将无数，刀枪入库之后转而大修寺庙，崇尚佛法。张泉在写定海总兵蓝理时的另一句似乎更为合情合理：僧人与俗人面临一样的苦难，苦难使他们懂得感恩与怀念。
近年以来，全国流行修谱，陈家也不例外，但越修越离谱，有的甚至把传说也写进新谱中，以讹传讹，偶不以为然。关于陈世凯之死，陈氏宗族后人都以为是朝廷发棺四十八架，最后一架葬于凉务山穿洞小坝。我一直有个疑问，一个人生前再伟大，死后用得着四十八口棺材吗？但此话来自前辈口中，与之辩说就会背上大不孝的骂名和呵斥。最近无意在网上看到一则有关北京前清丧葬风俗，皇帝死了是发一百二十杠丧，亲王为六十四杠，一品大臣为四十八杠，另有三十六杠，二十八杠，十六杠，八杠，四杠，二人穿心杠。所谓多少杠，也就是多少人抬的意思，并不是多少口棺。四十八杠也与陈当时的地位相符。
陈世凯死前究竟去北京干什么？利川县志（旧志）和《三楚清江陈氏宗谱》里均不曾提及。但我想，陈世凯在浙江做官，怎么就偏偏跑到北京去死了？这也是个问题。除非这一年发生了让陈不得不去北京的事件或其他重要的理由。事实也是这样。陈一生战功赫赫，说到底，也是中国人杀中国人，仅在浙江腹地金华一战就歼敌2万，招抚伪总兵官以下余人，可谓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实在是不值得后人拿来炫耀，但他晚年促使浙江的佛教由废而兴和最后一道奏折中所提出的主张的确可以流芳百世！
（节选自夷水潇潇博客文章《陈世凯的最后一道奏折》，有删节。）
陈世凯老家——凉雾陈家湾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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