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抗议潮令全球不安
在转型社会利益经常受损对腐败问题最为敏感痛恨
“不高兴的中产阶级”正在很多国家表达着他们的焦虑和不满。过去一个多月，当街头抗议席卷土耳其、巴西、埃及等国时，人们发现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呐喊最响亮。有人把发展中国家的中产描述为“权力的终结者”和“提出更高要求的人”。部分欧美媒体很高兴看到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起义”，称这是“具有政治意识的全球中产阶级走向成熟的最新体现”，但他们却忘了，金融危机后，英美等国的中产阶级也变得不安。患得患失、集体焦虑，成了全球中产的一大特点。中产是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有改善个人生活环境和充分表达意见的强烈愿望。如何才能把中产变成社会“稳定器”、经济“动力源”，正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国家亟需面对的话题。
中产比“革命青年”更有耐力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去年12月曾发布一个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的报告，其中提到的第一个大趋势就是：全球中产阶级壮大是一场巨变，世界多数人口将首次脱贫，获得更多教育，享受新的通信和制造技术，医疗保健取得进展等等。高盛曾将年收入6000到3万美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级，预计2030年全球有20亿人属于中产。但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2030年会有49亿中产，届时全球人口预计为83亿。当然，“中产”的标准十分混乱。麦肯锡咨询公司分析称，到2015年印度中产将达到2.5亿人，但《今日印度》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只有4.6%的印度人口拥有以下所有四样东西：电视、电脑、摩托车或汽车、电话或手机。据此，《今日印度》问道，哪些人属于印度的中产阶级？政客们对未来所做的承诺又针对中产阶级中的哪些人？
“脱贫”的人一定不愿再回到过去。普京执政这些年，俄罗斯国内的中产阶级壮大起来，但他们对腐败等现象颇为不满，认为腐败会危及他们的财富，所以有部分中产上街“反普”。在伊朗，支持改革的城市人口和壮大的中产阶级不满本国疲弱的经济，他们在6月进行的大选中用选票说话，反对强硬保守派的权力垄断，帮助温和保守派候选人鲁哈尼赢得大选。巴西有4000多万中产，经济增速骤降、物价上涨、不满国家花巨资办大赛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让一些人发起一场“争取免费交通运动”，也让整个6月变得难以平静。在土耳其持续一个多月的街头抗议中，参与者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大学生，埃尔多安总理颁布的夜间“禁酒令”以及公园改建等计划，都被中产阶级看成是独断专行。有土耳其学者分析，他们是国内世俗势力的中坚力量，背后有反政府的大财团支持，他们利用社交络可以加快组织进度，这让政府防不胜防。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日在《华尔街》站发表文章称，会不会有更多国家遭遇类似土耳其和巴西的动荡呢？福山认为，中产阶级过去很少能依靠本阶层力量带来持久的政治变革，但现在就常常能掀起政治巨浪。“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也更加富有，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也拥有更发达的科技。美国《大西洋》月刊站6月的一篇文章称，“全球中产阶级起义”，他们要求政治多元化和基本个人权利，但一些示威运动也许会迷失方向，比如巴西抗议活动中夹杂的暴力和犯罪色彩，已使一些民众转而对其采取抵制态度。
两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和眼下埃及人的“二次革命”都与这些中东国家的中产有关。埃及《第七》7月1日评论说，以国防部长塞西为代表的军方，为顺应以中产阶级利益为代表的社会要求，才紧急出手赶走总统穆尔西，强力介入埃及政治。文章说，埃及中产阶级是现实利益的受益者，他们普遍属于世俗派阵营，而穆尔西所在的穆斯林兄弟会则是宗教和传统的象征，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甚至他们的理念、思想和行事态度等，都受到穆兄会的鄙夷和指责。正是为捍卫自身利益，埃及中产阶级这才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走上街头，力图改变国家的政治发展走势和社会前进方向。埃及《消息报》副总编艾哈迈德告诉《环球时报》，埃及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推动器”和国家前进的“动力源”，与“革命青年”相比，这些中产阶级耐力更持久，劲头更大。
中产不满夹在中间、损失最大
《环球时报》驻埃及站的房东哈立德算是典型的中产，他认为穆尔西上台后承诺的“百日计划”没有一项得到落实，“心思都用在争权上，没有顾得上改善民生”。2011年初的埃及“革命”，给属于中产行列的企业老板、进出口商带来巨大冲击和负面影响，经济凋敝、资金链断裂都令他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埃及《共和国报》评论说，埃及中产希望因“革命”而蒙受的沉重损失能尽量减少，他们在特殊时期表现出来的“患得患失”情绪很容易让人理解。文章说，要让中产阶级减少焦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让经济走上正轨。
《环球时报》丁刚在泰国多年，前不久赴巴西工作，在他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后的第一个周末，就碰上这个“金砖国家”2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80多个城市的上百万人走上街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和中产，而且以“老中产”为主。在离开曼谷的前一周，“红衫军”在中央商场区举行数万人集会活动，远在香港的前总理他信还通过视频发表演讲。在《环球时报》看来，泰国和巴西都出现中产与底层的对立。在巴西，示威主体的白领阶层拒绝蓝领工会的参与。而在泰国，这种对立更加明显，以代表底层的“红衫军”与代表中产的“黄衫军”的形式出现。
巴西与泰国这两个国家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大批底层民众在政府的帮助下迅速脱贫，找到工作。但这种工作大多集中在服务业，进入门槛较低，不需要特殊技术，因此迅速吸纳了大批脱贫者。但大多服务业的工作极不稳定，很多是临时性的。这两个特点使得这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最脆弱，需要靠政府不断的财力支持，否则随时有可能返贫。服务业的过度发展，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最近出现街头运动的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去工业化”的现象。没有工业，不大可能有稳定的就业。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研究发现，制造业不能在世界链条中占有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均难以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哪个大一些的发展中国家是靠卖石油或商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当那些受过一定教育甚至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找不到愿意做的工作，因没有稳定收入而对未来不再抱有幻想时，他们必然会选择走上街头。即使有机会，很多人也不愿像中国工人一样，坐在流水线旁，生产服装、鞋帽和别的消费品。全球范围内中产的不满，以及他们对民主的渴求的确需要高度重视，但这个世界的现实是，你必须为世界创造财富，自己才有好日子过。
《今日印度》5月末刊登一篇题为“印度中产阶级的神话”的文章称，随着所有政党开始备战明年大选，印度庞大的中产阶级再次受到关注，每个政党都想从这一“选票银行”中捞一笔。《纽约时报》站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中产阶级主导了过去20年印度经济的腾飞，现在他们又走上街头抗议腐败、性暴力等问题，他们还是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意见领袖，他们离权力很近，因此决策者急于讨好他们，否则就会在选举中受到惩罚。
发展中国家的麻烦在于在财富积累尚未达到一定水平，社会公平仍处于艰难起步的阶段，就不得不受制于选票政治。竞选人为获胜而不顾实际地给底层民众更多好处，以拉住选票，但结果是蛋糕没有做大多少，不得不切分原来属于中产的蛋糕，再分给底层。大批底层民众开始享受到中产才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和教育，也导致社会资源的匮乏，最终引起中产不满，使中产与底层出现分裂。同时，中产的愤怒也与腐败相关，中产认为社会财富被那些大富豪拿走了，实际上他们成了夹在中间、损失最大的一个阶层。
欧美政治家也不敢袖手旁观
中国的数亿中产也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英国《泰晤士报》驻华曾撰文说，当欧洲紧缩政策使许多欧洲人节制消费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人士在消费欧洲各国的奢侈品。但福山认为，随着中国正努力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产将在未来10年内受到严峻挑战。比如，中国目前每年新增六七百万大学毕业生，但他们的就业前景比父母一代的工薪阶层更黯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菲奥娜·德文告诉《环球时报》，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人士显得温和得多。但也有西方学者描绘他们“习惯在微博上抱怨或揭露政府和社会问题，期望更加自由的社会”。
富裕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上一代正把欠的债“过继”给下一代。在福山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欧美的政治家可以对土耳其和巴西发生的街头抗议袖手旁观，他们如果以为“这不可能在我们国家发生”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劳埃德集团财富管理机构最近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存款额超过25万英镑的英国人中有19%正考虑迁居加拿大等国，他们对英国的前景表示担忧，基础设施老化、犯罪率高、反社会行为增多及纳税高等问题迫使他们选择离开。英国中产对社会的参与度很强，如他们2011年为响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在金融城上演“占领伦敦”运动，抗议金融资本家贪婪无度，恶意破坏社会交易规则。
英国社会学家德文告诉《环球时报》，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如果他们泄气，“社会时钟”就会停摆。但德文认为，不能把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国的中产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解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不同国家的中产阶级所遭遇的社会阶段和社会问题不一样，比如，土耳其中产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感到现政府缺乏变革和推动民主的意识。【环球时报驻巴西、埃及、印度、英国特派特约丁刚黄培昭吕鹏飞纪双城】
原标题：中产阶级抗议潮令全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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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环球
作者：张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