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前能源安全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20天,热点资讯,
能源安全再次成为受到密切关注的战略议题。中长期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也因此引起诸多讨论。
6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建立多元供应体系；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当天，国家能源局站发布消息称，国家能源局正在拟订并组织实施《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确定的有关重大事项，这项工作为该部门近期要突出抓好的5项重点工作之一。
此前，在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上强调，能源仍是国际政治、金融、安全博弈的焦点。能源供应和安全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要立足国内，在开发格局中维护能源安全，掌握主动权。
“增加油气资源的储备和应急能力。到2020年，将石油战略储备提高到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水平，2030年提高到120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王金照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目前我国需要参考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进一步明确并完善能源安全的战略和政策。
王金照担任了国研中心和壳牌公司近期合作完成的“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中方协调人，该课题对能源安全问题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主要挑战来自石油
《21世纪》：近期全球能源安全形势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王金照：根据国际能源署(以下简称 IEA)的预测，化石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81%下降到2035年的75%，从全球范围的储采比看，截至2011年底，石油储采比为54.2年，天然气储采比为63.6年，而煤炭储采比是111.9年。再加上石油地缘政治的因素，石油仍是能源安全的核心议题，全球石油供需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以美国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的开采，带动了石油储量的增长。由于油砂和超重油的勘探开发，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可采量增加了3300亿桶；初步预计美国页岩油的储量将达到万亿桶的规模。因此，新世纪以来，国际石油储采比长期处于年的区间，保持了总体平稳、略有增长的局面，石油峰值理论引起的石油短缺恐慌已经消失。
其次，由于非常规石油产能大增，低油价时代已经过去。非常规石油价格的开采成本将决定石油市场的边际价格，而与常规石油相比其价格比较高。比如页岩油的开采成本为美元/桶，远远高于中东地区10美元/桶以下的价格。同时，主要石油生产国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收入，它们也会努力使石油价格保持稳定。因此，未来石油供应的边际成本将提高至美元/桶。
第三，全球已经出现油气消费中心东移、生产中心西移的新趋势。年，中国和印度新增石油需求将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一半以上。预计在2020年前后，美洲将成为新的石油生产中心，美国占全球石油资源量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19.2%提高到2011年年底的32.8%，预计到2020年前后，美洲将成为新的石油生产中心。
此外，中东、北非等地区的石油主产国的政局动荡不安，政治风险依然较高。
《21世纪》：在新的形势下，你如何看待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和挑战？
王金照：从1993年以来，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自2007年以来，中国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2012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28%；自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
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约12%靠进口。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禀赋，中国能源安全的挑战主要集中在石油供应领域。
首先，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程度不够。我国原油进口区主要在中东和非洲，进口来源国主要在沙特、安哥拉和伊朗等国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当一部分政治不稳定。2013年，中国累计进口原油2.82亿吨，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占到了进口总量的52%。
其次，原油进口通道多元化程度不足。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东北、西北、西南陆上和海上四大油气通道的战略格局，但是陆上原油进口通道作用还比较有限，主要依靠海上通道。目前，海上原油运输路径有三条：一是中东航线，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二是非洲航线，北非-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三是东南亚航线，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我国进口原油量的80%和38%分别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它们形成了高度依赖，而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还比较弱。
同时，抵御能源价格上涨和大幅波动的能力比较弱。由于缺少定价话语权以及其他价格调控能力，我国抵御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大幅波动的能力比较弱，受影响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付出较大代价。
中长期战略目标
《21世纪》：鉴于上述全球和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你认为，中国应该制定怎样的能源安全战略？
王金照：我认为，能源安全主要包括能源供应、能源价格和环境影响三个要素，也就是说“供给有保障、价格可承受、使用更清洁。”常态状况下的重点是能源价格问题，极端状况下的重点是能源供应问题。常态状况下的能源安全是基础，也要确保极端状况下的供应能力。
为此，我们研究提出了中期和长期的能源安全战略。从2014年-2020年的近期战略来看，在供给有保障方面，2020年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控制在52亿吨标煤左右；石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63%以内；石油进口来源和运输通道多元化程度提高；国内能源基础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在价格可承受方面，新能源开发利用综合成本持续显著下降，石油储备达到IEA国家平均水平，推动形成亚洲能源定价中心。在“使用更清洁”方面，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5%，能源效率趋近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一阶段，应主要关注“供给有保障和价格可承受”目标。
从年的长期战略来看，在“供给有保障”方面，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控制在60亿吨标煤左右；石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65%左右，石油进口来自政局稳定区域的比例显著提高，海上运输通道多元化程度提高，管道运输作用更加凸显；在价格可承受方面，新能源开发利用综合成本已经具有比较优势，形成完善的国家、社会和企业三级储备体系，建立利用储备来平抑价格波动的有效机制；国际能源话语权显著提高。在“使用更清洁”方面，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25%，碳排放得到控制，能源效率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1世纪》：在“供给有保障”这一能源安全的要素中，你特别强调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而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能源战略就是节能优先，那么你认为应如何进一步细化节能优先的战略？
王金照：节能高效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础，抓能源安全首先要抓节能优先。首先是实施针对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控制。力争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不突破30亿吨标煤(约折合45亿吨原煤)。同时将2020年石油消费量控制在5.5亿吨，2030年控制在6.5亿吨左右。其次，继续制定节能的约束性目标，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到2015年、2020年、2030年分别实现能效追赶、接近、同步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力争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35%，2030年单位GDP能耗比2020年再下降30%。同时，我们必须走绿色低碳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实施较激进的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
120天石油战略储备
《21世纪》：从上面的能源安全战略来看，油气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你认为未来应该如何更好地保障我国的油气安全？
王金照：首先是立足国内，加大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避免能源自给率的下降。石油应保持一定的储采比，保持稳定的供应能力，争取能够实现2亿吨原油稳产20年。同时，我国已经实现了煤制油、煤制甲醇和甲醇制烯烃技术的突破，掌握了运输燃料和化工产品两个方向的战略性替代技术，因此要发展一定规模的煤制油和煤化工，实现这两大战略性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生产。
传统上都认为我国缺少天然气资源，实际上越来越多人指出，这主要是过去我们“重油轻气”对天然气勘探开发投入不足。现在页岩气勘探开发已经向社会资本放开，择机推动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也向社会放开，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天然气的生产。
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第一，进口来源多元化，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合作，拓展与俄罗斯、加拿大、巴西等能源大国的合作，逐步降低对中东国家的能源过度依赖。其次，进口通道多元化，加快推进中哈、中俄、中土和中缅等油气运输管道的建设，加快布局全球储存运输港口、码头建设，提高“国油国运”的比例，逐步降低对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第三，鼓励产油国石油公司和跨国石油公司来中国投资炼化等中游业务甚至是销售等下游业务，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油气资源国投资上中下游业务。
此外，我们还要增加油气资源的储备和应急能力。到2020年，将石油战略储备提高到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水平，2030年提高到120天；鼓励各类企业参与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建设，建立国家、企业和社会多层次的石油储备体系。
《21世纪》：6月13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你认为应如何提高我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事务的能力？
王金照：我们要积极争取石油等能源产品定价的话语权。加快我国石油期货交易中心的建立，开发出基于中国油品、美元或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产品，吸引国内的生产、交易商和投资者进入，以反映中国的市场供需状况，提高在国际市场体系上的影响力。此外，我们还要继续加强与IEA和OPEC等国际或者区域性能源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重建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