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军良的来电
3月4日晚上，申军良的“何记者，在忙吗？”
他的声音一扫过往的沉郁，轻快中难掩兴奋，我预感到，好消息可能要来了。
果然，他接着就说，申聪匹配上了，我儿子找到了！
事实上，早在春节前的1月16日，济南当地的派出所询问过他儿子丢失的情况，他问警官，申聪是不是找到了，对方嗯了一声。但广州这边的警方还有其他行动，消息一直未公开。他们一家人什么都做不了，春节过得很煎熬。
彼时，申军良正为人贩子二审开庭而发愁。已经落网的人贩里，抢人者周容平和卖人者张维平被判了死刑，另外3人里，有的判无期，有的判了十年。申军良和人贩双方均提起了上诉。
申军良在增城寻找申聪与梅姨（图/南风窗记者何承波）
去年年底，他第7次广东寻找梅姨的同时，就着手寻找律师帮他代理。他找儿子15年，早就掏空家底了，且负债累累，付不起律师费，又不甘心只请法律援助。
那是11月底、12月初，他便隐约感觉到，距离找到申聪不远了，他觉得自己跟申聪就隔了一层纱、一堵墙，也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久前，同个案子就有两个孩子通过新警务技术匹配成功。找到申聪，是迟早的事。
他乐观了起来，也许，拐卖最后环节的核心嫌疑人——梅姨也要被抓到了，到时候合并办案，一起判了，皆大欢喜。
现在，他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好消息，申聪，这个想象了15年的形象，总算要揭开面纱。不过，他对我说，先不要走漏风声，也许警方还有行动。言下之意，梅姨也可能会捉拿归案。
按理来说，去年11月找到两个孩子后，警方也许已经掌握了梅姨的线索，当时申军良就这么推测过。
两天后的3月6日21时30分，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通报，广州增城警方找回被拐15年的少年申某。一个小时后，踌躇很久的申军良在朋友圈公布了这一喜讯。他发了长文，最后说：“我终于可以骄傲的说一句‘大家好，我是申军良，申聪的爸爸。我儿子找到了！’”
广州市公安局发布的通告
此时，申军良一家人已经赶到了广州增城，3月7日19点，在警方的安排下，申军良和申聪见面了。他给他买了名牌衣服，还带了5个N95口罩作为礼物，他们聊了很久，相处得很融洽。
申聪被抢时，只会喊爸爸妈妈，生得白白胖胖，很爱笑。现在，他身高已经cm左右，阳光开朗，比同龄人要成熟，有素养也懂事。
但对于申军良来说，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关于申聪是否回归，还是个未知数。以及，这一回，依然没有梅姨的消息。
梅姨真的存在吗？
刚满1岁的申聪是年1月4日上午被抢的，事发地在广州增城，抢人者是申军良出租屋斜对门的房客，“斜眼”周容平夫妇，和另外两位贵州老乡。周容平将申聪转交给“老表”张维平，张维平称他在“梅姨”的介绍下，将孩子卖到了广东省紫金县，于紫金县“干一杯酒楼”完成交易。
至于买家是谁，只有梅姨才知道。
对面的店铺，是十五年前申聪被交易的酒楼，如今已更换门庭（图/南风窗记者何承波）
但15年后，申聪并非在紫金被找到，而是多公里外的梅州市。警方称，申聪此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身世，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在他到来后才出生的弟弟。被警方找到时，养父母正在深圳务工。买申聪是养父的父亲操作的，已经在六年前就去世了。
也就是说，关于梅姨的线索，可能再一次断了。
3月7日下午，广州警方在增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召开发布会，相关负责人称，警方核实过张维平供述的“几乎所有细节”，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
关于梅姨的线索，原本就极其有限的。
张维平是年落网的，最初的审讯中，他并未提到梅姨的存在。一年零三个月后，他总算改口。梅姨这次浮现在办案民警和申军良的视野中。
梅姨住在增城鸡公山旁的何屋，靠做“红娘”为生，人脉很广。在张维平两位邻居的介绍下，他和梅姨相识。但等警方前去排查时，其中一位已经过世，另一位患了严重的老年痴呆。张维平和梅姨合谋，前后将8个小孩拐卖至紫金县，1个小孩拐卖至惠东县。
一般都是张维平锁定目标，以假名住进了目标受害者家附近，跟家长和小孩刻意搭讪，套近乎，取得信任后，不到一个月，便实施拐卖（被抢的申聪，算是一次例外），而梅姨则提前联系好买家。
张维平是贵州人，他在紫金一带语言不通，寸步难行。他必须依赖于梅姨的人脉，帮他开路。而梅姨分赃却不多。一个孩子卖到上万元，通常，她只拿一千。
在张维平的描述中，梅姨会讲粤语，会讲客家话，长期活动于增城，韶关和新丰地区。增城警方邀请一位画师，绘制了梅姨的第一张画像。在这张画像里，梅姨一头短发，嘴唇硕大。
以上关于梅姨的信息，只存在于张维平一个人的供述中，很难找到第三方证人的印证。后来在某次审讯中，他提到梅姨有个同居男友，家在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某次卖了孩子，天色已晚，梅姨去了这位男友家，当晚并住了下来，张维平独自离开。
后来，警方带着张维平去指认了现场。
但张维平眼中的梅姨，跟这位同居老汉的表述，却有一些差距，此时的梅姨，似乎换了另一张面孔：身材偏胖，脸盘圆大，鼻孔外翻，嘴巴大。这就是网上流传的第二张梅姨画像，系出同居老汉的口述，由画笔神探林宇辉绘制。
林宇辉所绘梅姨非官方新模拟画像（图源网络）
不过，等张维平看到这张画像时，却得出了相似度不足50%的结论。所以，谁口中的梅姨，更接近真实的梅姨，就无人得知了。
也正是如此，警方去年11月就第一次声明，没有证据印证其存在。梅姨到底存不存在，在网络上引起了一轮持久的猜谜游戏。
“暂无证据证明她的存在”，警方这一表述是严谨的，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误读，认为梅姨是虚构出来的。对此申军良还有些纳闷。
此番申聪找到，对申军良来说，是个天大的喜事。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画上句话。在增城等待认亲前，他对着媒体说：“梅姨归案，我就全身心回归家庭。”
有关梅姨的记忆
去年年底，我跟着申军良重新探访了“梅姨”的生活轨迹。（点击可跳转至南风窗记者年12月刊发的报道）12月2日这天，行程结束后，我们冒着夜雨从河源赶回广州，我问他，你说，梅姨之所以难寻，是她太普通了，还是她太善于伪装了？
这趟“追踪”行程里，很多人跟我们讲述了他们见过的梅姨。他们提供的记忆，大多是零碎、庸常而无用的细节，使我想起韩国电影《杀人回忆》的结尾，当年的警探重返案发地，一旁的小女孩告诉他，不久前也有人来这里看过，“那人长得很普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韩国电影《杀人回忆》剧照
画像上，她有两副面孔，无不显得阴冷悚然。而当地人记忆中的梅姨，她去买菜，她跟人喝茶，她帮青年男女做媒，她下地干活，“她长得很普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当然，这些记忆本身是含混的、错位的，是否所指同一个人，也无法确证。
增城客运站旁边的鸡公山，即张维平所说的梅姨长期生活的地方。这里人口构成很混杂，来自贵州、湖南等地的务工者，长期居住在这一带，早些年租房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管理混乱，因此没留下任何可追溯的线索。正是如此，梅姨和张维平这样的人才能自由地穿行其间。
梅姨甚至不需要特殊隐匿，她大张旗鼓地吃着人脉饭，帮人介绍婚姻，拐卖儿童也是伺机而动。
鸡公山上，只有少数老人们存留着疑似梅姨的记忆，但时间错乱，又说三十年前见过，有说几年前见过，大多已不可靠。
唯一可共同印证的，是多位村民说她常去菜市场买菜，或在菜场旁的餐馆吃潮汕粉。我们赶到菜市场，问遍了所有在此营业超过二十年的摊主，他们均无印象，但一位买菜的老人却端详着旧版画像（即偏瘦小的一张），反复念着：“好像啊，太像了，不会就是她吧？”
我问她：“阿姨，您说是谁？”
她摆了摆手，匆忙走开了。
水墩镇黄砂村的村民们，是最有可能跟梅姨产生接触的，人们对梅姨的记忆也很混乱，又说是博罗人，又说是广州人，还带着八九岁大的女儿来过。除此外，村民们也只能讲讲她下地干活或者小学门口卖油炸小吃的故事了。同居老汉也称没见过梅姨的身份证，只知道大致叫潘冬梅。
这里不像增城鸡公山，人口并不复杂，也不存在流动性。但大多数人不愿开口，在我们赶到前，另一家媒体的记者刚走，不知怎么回事，那位记者还和村民发生矛盾，引得村民丢石头砸他。另一位在此守候了三天的记者，没人搭理她，最终也悻悻而归。
当时，申军良不敢去这个村子了，警方告诉他，梅姨的同居老汉因媒体报道，很是恼火，不肯配合了。他们对此也没有办法，以后的指认，还得靠这位老汉。
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梅姨生活过的地方（图/南风窗记者何承波）
这个山坳里的村子极其封闭，只有一条乡道，没有通公共交通。村子很死寂，年轻人大多外出，老人们几乎一辈子不与外界沟通。几年前申军良来追查梅姨的线索，他算是张维平之外第一个闯入此地的外地人了。
返程的黑车司机知道我们的到来跟梅姨有关，主动说起了两年前，他还跟申军良爆料过，他说，临近一个村子，有个传教的老妇人，搭过他的车，长得酷似梅姨，但现在人也找不到了。
我们心知肚明，很多人觉得自己见过梅姨，但是否为同一个梅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段时间，申军良也遭受不少的烦恼，他的电话和